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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氮超标地图化肥农业的隐患之路【新资讯】

发布时间:2019-10-18 16:49:54 阅读: 来源:轴承座厂家

从全国范围来看,农民对氮肥的施用总量明显超过合理用量,“超过的幅度至少在20%到50%之间”   记者李静 | 南京报道

在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眼中,寿光、桓台等地的氮过量情况并非孤立事件。

“现在我国的氮肥产能占全球氮肥施用量的三分之一。我国氮肥的生产量、使用量都是世界第一。”朱兆良介绍说,氮肥消费量在1961年时我国是54.4万吨,全球是1160万吨,只占世界的5%;到2001年我国是2240万吨,全球是8100万吨,已超过四分之一。

“有的东西不到一定程度是不会被提上日程的,但问题一直在积累当中。”朱兆良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,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太湖调研时,就提出了氮肥过量施用的问题,但没有引起重视,“毕竟氮污染不像工业污染那么迅速和直观。”

随着太湖蓝藻等事件的爆发,氮肥过量使用和农业污染之间存在的种种纠葛,以及如何看待和化解氮肥过量使用造成的后果,应成为决策者应当面对的问题。

多施化肥反而导致减产

早期研究表明,中国的农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氮素亏缺状态,70年代达到平衡。朱兆良及其团队认为,此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氮素盈余不断增加,尤其是在东部沿海省份。

“在一些粮食高产地区,过量施用氮肥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。”朱兆良介绍说,这些过量施用氮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,以华北、华东为主。从省际带状分布来看,从山东、江苏一直到广东珠三角,“同时,中国内陆的粮食高产区也有这个问题,像河西走廊一带,也是‘大水大肥’的做法。”

根据对单位耕地面积农田养分平衡量的计算,全国农田氮素平衡量可以划分成五组。其中第一组包括上海、江苏和福建,是中国东南部发达省份和城市,施肥量最大,氮素盈余量最高,达到每公顷266公斤;

第二组包括广东、浙江、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河南和湖北,盈余量较高,在170公斤至266公斤之间。

盈余量最小的一组包括黑龙江、西藏、新疆、内蒙古、甘肃、山西和广西,低于64公斤。

农田氮素平衡是氮素收入和支出的平衡。收入包括化肥、农作物的残茬和有机肥使用、生物固氮等;支出包括收获农作物时从农田中的带走量。

根据该团队的预测,2015年中国除江西、山西外的中部和东南部所有省份,均将进入潜在高风险区---因氮肥滥用而导致地下水硝酸盐等过量,影响环境安全。与2000年相比,风险增高的省份增加了7个。

朱兆良认为,从全国范围来看,农民对氮肥的施用总量明显超过合理用量,“超过的幅度至少在20%到50%之间。”

朱兆良以他进行了20多年研究的太湖地区为例,根据2004年到2006年试验结果,每公顷施用量到200公斤左右,水稻产量已经达到最高;施肥量达到每公顷300公斤时,产量没有变化。

他解释说,对同一个品种来讲,在同一年度,氮肥用量越高,增产效果越低。增产的效果曲线是在达到最高点之后下降。

在2009年的另一份报告中,朱兆良与同事通过对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高产地区的121块农田的研究发现:小麦的氮肥实际用量是平均每公顷325公斤,但试验显示最佳用量是128公斤;玉米的实际用量平均是263公斤,最佳用量是158公斤。

朱兆良对我国农业氮素平衡的估算结果表明,反映氮素农业效益的收获物氮量占总收入氮量的比例,已从1979年的57%下降为1998年的43%,20年间下降了14个百分点。

他着重提到,过量施用氮肥会给产量带来负面影响,“如果按照氮肥标准用量128公斤施肥,每公顷小麦的产量是6024公斤。但是目前按照农民的施肥量,产量只有5764公斤;玉米也是同样结果,按农民习惯性施用量每公顷只产8500公斤,但按照最佳用量每公顷可产8900公斤。”

“现在我们不完全按试验结果,保险一点,减少20%至30%。施氮量少了以后,不说增产,至少产量不会减少。”朱兆良说,这在一些地区已经过严格试验。

氮肥导致环境压力

不过与过量施用氮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相比,肥效的降低还不是最突出的问题。

“氮肥过量施用后,浪费的氮肥大量进入自然环境,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。”朱兆良指出,根据上述华北地区对小麦施氮量的研究,在合理用量下,氮肥的损失量是每公顷25公斤进入环境;而按照农民的施肥量,氮肥的损失量是71公斤,环境压力增大了2.8倍。

氮素对环境破坏最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太湖出现蓝藻。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工业污染造成了这一后果,但朱兆良认为大量损失的氮肥向水体迁移,也是水质变坏的一个原因。

“这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认识过程。70年代我就向当地的农业局提过,说氮肥施多了,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。”曾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朱兆良记得,1998年太湖氮磷含量已经超标,出现富营养化。

这一年全国政协开会时,朱兆良向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了氮肥过量使用的问题。半年之后,他在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:“要控制工业、生活及农业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。”

“具体让地方上采取控制,需要一个复杂过程。”朱兆良指出,“过去非常强调肥料早期的释放,而且主要是施在土地表面,这时候作物的根系很弱,氮肥很容易损失。”

他强调,化肥施用引起的是非点源状污染。它虽然目前还没有导致粮食产量明显下降,但对设施蔬菜等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常见。

根据中国农科院在北方五省20个县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的调查,在800多个调查点中,50%的硝酸盐含量超标。

氮肥气态损失同时带来了温室气体排放:氮在土壤微生物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下,使部分氮肥变成了氧化亚氮这样的温室气体。

“氧化亚氮的比例很低,但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300倍,而且会破坏大气中的臭氧层。”朱兆良指出,这种效应已引发不少国际压力。“中国氮肥施用量是世界第一,氧化亚氮的排放量是不是也是世界第一?国际上认为氮肥的过量施用,会导致氧化亚氮的排放超比例增加。”

谁指导农民用氮

在朱兆良看来,氮肥的过量施用有一定的历史背景。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,技术人员、地方上抓农业的领导,包括农民脑子里只想着怎么增产,可以说是不惜工本,把粮食生产作为政治任务。”朱兆良说,现在这些影响还在,不过已开始淡化。“久而久之,对农民来说,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惯性,总是怕氮肥施得不够。”

这导致中国氮肥的产能从7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加。除此之外,现有生产技术条件导致农民只凭借经验施肥,“盲目,没有真正的标准。农民缺乏这方面的技术指导。”

进一步说,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的薄弱“助长”了氮肥的不合理施用。一些地区的农技推广系统因为没有足够的运作资金,只能通过经营化肥和农药获取收入,对指导农民降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缺乏积极性。

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对湖北和福建两省的农村调查时发现,最近20年间只有不到15%的家庭接受过施肥培训,只有34%的农民能从技术人员处获得农药施用的技术指导,超过84%的农民会超过规定标准剂量使用农药。

最近有专家在报告中提出建议:减少对氮肥生产和流通行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,并设定化肥生产和使用减量目标。在朱兆良看来,这一政策需要区别对待。

“这是参考国外的经验,比如欧洲国家有一些税收政策,也取消对化肥企业补贴。这个事情对中国恐怕要慎重,我们现在所谓过量盲目施用氮肥,主要在高产地区。”朱兆良指出,对这些高产地区农户来讲,即使增加税收也不一定在乎。“一家就几亩地,一亩地增加二三十元成本费,也就是一二百元的事。这是规模上的问题。如果是400亩、500亩的经营户,影响就大得多了。”

对中低产地区来讲,成本提高则限制了氮肥利用。其结果很可能是中低产地区的产量受到影响,高产地区并无改变。

“国外的政策移植过来很可能水土不服。国内已经找到了一些出路。”朱兆良告诉本刊记者,2000年前后苏南一个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告诉他,当地把畜禽粪便从农民那里收集起来,并加工成商品化的有机肥料。地方政府承诺工厂每生产一吨有机肥料就补贴100元人民币。“如此,就在提高有机化肥资源化利用的同时,自然地降低了化学氮肥的施用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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